《史记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，列为“二十四史”之首。前后一共记载了三千年的历史，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”。这部历经十四年的伟大著作，凭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，“增一字不容，减一字不能”。完成这一伟大著作的司马迁，也被后世给予极高的评价，尊称为“历史之父”。历史教科书中这样记载：“司马迁（公元前145-公元前90年），字子长，夏阳（今陕西韩城）人。”加之司马迁墓地坐落于陕西省韩城市芝川镇，大家便认定其为陕西韩城人。对于此，黄河对岸的山西河津人并不承认，坚决认定司马迁是山西河津人。司马迁到底是哪里人？山西河津有话要说。一，河津是山西晋南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城市。在夏代之前，因最早从事畜产品加工制作皮革，这个地方被称之为“皮氏”。同“巢氏”、“燧人氏”、“神农氏”一样，是创造华夏民族的开创者。到夏朝时，根据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：“帝不降三十五年，殷灭皮氏。”到商代七世君祖乙时，迁都“皮氏”之地，易名“耿”。周朝建立后，分封姬姓诸国，设“耿国”。春秋时期晋献公灭耿国，再度设“皮氏”为采邑。战国时《尚书.禹贡》载：“导河积石，至于龙门。”这是最早出现“龙门”的文史记载，指的是“皮氏”之地。秦灭六国后在此设“皮氏县”，汉代《三秦记》载：“河津，一名龙门”。到北魏改名为“龙门县”，自此，“龙门”专属河津。北宋年间改为“河津县”。《太史公自序》是《史记》最后一篇，是司马迁的自传，文中载：“迁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”西汉时期，黄河对岸的陕西韩城称之“夏阳”，山西河津称之“皮氏”。司马迁生于“龙门”似乎也并不能证明确切在哪里，但肯定的是在黄河岸边的“龙门”。但河之北称阳，河之南称阴，山之南称阳，山之北称阴。“河山之阳”明确划定了黄河以北龙门山以南，正是当时的“皮氏县”所在。正因如此，北魏时期才改为龙门县，现在的河津仍称“古耿龙门”。如果司马迁是陕西韩城人的话，“耕牧河山之阳”,得天天渡过黄河来种地放羊了？二，在河津有一通刻于元代至正十七年（公元1357年）的固镇村古兴教寺遗碑，碑文记载：“河津，古龙门县，大禹疏凿经之地，如司马迁弘文巨笔者，往往间出。”碑文作者是陕西西安府判，这是陕西人称司马迁为山西人的一个有力证据。南北朝郦道元《水经注》载：“河水又南，右合陶渠水”，“又东南迳司马子长墓北。墓前有庙，庙前有碑。永嘉四年，汉阳太守殷济瞻仰遗文，大其功德，遂建石室，树碑立桓。”这是郦道元当年实地考察，一路沿着黄河南下的写下真实的情形，司马迁之墓正在河津境内。更何况陕西韩城的司马迁墓是宋时期所筑衣冠冢，郦道元当时是无论如何都看不到的。明代文学家李贽在《藏书》中干净利索地称司马迁父子是“绛州龙门人”。他是这样记述得：“司马谈，绛州龙门人，谈为太史公，有子曰迁，生龙门，耕牧河山之阳。”清嘉庆年间《河津县志》载：“龙门胜地，代有名儒，如司马太史公、王文中子、薛文清公者，后先相映，卓越千秋。”现在河津市西辛丰村，尚有司马迁后裔二十余户。依旧保存着祖上传下来的布牌神符，上边从始祖司马谈夫妇至上祖司马迁及以下十一代子孙爵名。目前已经排至六十多代了。关于历史名人之争，近年来比比皆是。对于司马迁的籍贯，陕西韩城似乎并不那样的“理直气壮”，而与其一河之隔的山西河津人也似乎并不因理直气壮而据理力争，反倒心平气和？三，当地传说司马迁十来岁随父赴京，后因李陵之祸牵连，自请腐刑，历经十四年发愤著出《史记》。油尽灯枯，终于呕血身亡。随从家人置办棺木入殓后扶灵返乡，在芝川坡安放一晚。因有体肤不全不能归葬祖坟之俗，恐不能进村，于是便以衣冠在徐村凤凰岭上入葬以掩人耳目，其实随船渡河抵达故土入土。司马迁后裔慎重传承并将此秘密延续，千百年来，遂有了司马迁到底是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人之说了。故而陕西韩城人后世修建法王神庙，宣称司马迁葬于韩城，黄河对岸的山西河津人仅仅只是微笑并不作辩解。直到近代陕西韩城宣称司马迁是陕西韩城出生韩城长大的韩城人时，要强自傲的河津人不得不有话要说了。河津自古是富庶之地，百姓要强自傲，对于吃喝穿戴极为讲究，骨子里极为自负。并不仅仅是因为出了司马迁这样的大儒，而是当地这种自古有之的风骨影响了司马迁。“鲤鱼跳龙门”便出自河津。春秋晋国上大夫郤缺夫妻相敬如宾为人称道。孔圣人“七十二贤”之卜商在此西河设教。这些典故的由来，逆流而上奋发向上，深受灾祸而不怨天尤人，刻苦修身等等，正是河津人的品行，司马迁不也是这样吗？再看后世所出现的“初唐四杰”之首的王勃，还有名将薛仁贵等，不都是这样的吗？